此外，对于外部的环境，我们也有一些考虑：首先，是对世纪之交以来国学热的回应。

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和儒家强调祭祀必须无限诚敬，因为诚敬是实现上面所讲的一系列功能的前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祭祀达到同样的醒悟和长进（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礼记•祭统》）。….在此种情理合一的族系里，你可以尽量地尽情，你也可以尽量地尽理。

在深深的遗憾和叹息中，人们不得不严肃面对死者的心愿。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他说，宗法的家庭族系，依着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实兼融情与理而为一，含着丰富无尽藏的情与理之发扬与容纳。道家将主要精神用于探讨如何改变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对于死者的承诺，是要用自己的一生来兑现的(73章)勇于干什么，不仅是意志的坚定而且包含了理性的高度的自觉。

在《老子》观念中，失去道所标识的方向与秩序，内在的德性与外在的规范都会远离理想的大道，而呈现出可疑的品性。这是以仁爱之心去行的基本结构。现在从幼儿到博士所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国文的时间与精力。

儒学的重建，我反对破碎化，用传统儒学中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要素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国大陆现有的大学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主要是原苏联概论加通史的模式和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文史哲的分割，存在一定的弊病。文化守成，既要守先，又要待后，守先待后的待，赵岐、焦循解释为持，即扶持后学的意思，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培养新人。以德教为主，强调刑罚的慎重与刑罚的程序化，隐私与私人领域的保护问题等。

他们从精神信念、存在体验的方面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我认为通识教育课一定要有核心课程，应选出《四书》等几种中国经典及几种外国经典做核心课程，以中国经典为主。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养育人的内在心性，化解各种不信任产生的根源，建构社会的诚信机制，保护最基本的社会的细胞，这才是深层次的社会建构。该建议即被转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唐君毅先生曾经说，现代人所面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您怎样看待这一说法？郭：这种说法太过于妄自菲薄。

[3] 司马迁说：缘人情而制礼。这主要是新儒家的第二、三代学人的创识。二是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道德哲学与伦理学，作创造转化，包括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于公德、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这几代新儒家可以说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大体上有五个方面：首先，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的模式来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去年我们编辑的《儒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就是以礼学研究为专号，对于礼学的现代意义、礼学史等都有讨论，其中收入了我们的博硕士生《礼记》会读札记，十一篇小文章都有一定见解，体现了《礼记》会读课的成绩。最典型的是他们提出超越内在说，受到不少批评，认为超越和内在不可共存。

[6] 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11页。改革开放以后，我逐步有了自我反省与反思，特别是读了现当代新儒家的书之后。

将之特加之于儒家的头上，似乎儒家伦理导致或专门鼓励人们的自私心理，乃至鼓励贪腐，显然不合事实。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性不等于西方性，全球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在儒家看来，宇宙心灵和个体心灵可以浑化为一，所谓天是具有神性意义的天和义理的天，是价值之源。在古代中国，礼的涵盖面很广，像现在所说的政治、法律、伦理、宗教、艺术、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在礼中都可以找到。法律是社会现实的体现，同时也说明这个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信任的保障。

《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荒政，对灾民的赈济及其制度化。私领域中最为亲密的关系，如家庭之父子、兄弟、夫妇等亲情，继而朋友、师生等情谊如都遭到破坏，彼此落井下石，揭发出卖，那么社会还有何人权可言？所以说，亲属容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第四，是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中的指导作用，甚至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张。

有人认为，亲亲相隐就是绝对的腐败，实行容隐制不利于反腐。我们的国民教育有很多问题，太偏于知性，忽略德性，以政治教育取代心性、道德教育，没有按孩子们的天性，寓教于乐，以孩子们能接受的方式，恰当地给予人性教育与人的全面性的培养。

第三，利欲、金钱、经济利益挂帅，腐化着全社会，使得人文价值、人生意义更加边缘化、狭隘化。中国不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在国际上也应该参与到与异质文明，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张：有人认为现代西方法律规定的容隐条款仅仅是一个权利条款，而中国古代容隐制度乃至中国旧法本质上是一种践踏人权的恶法。

当代新儒家提出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二、儒学与当代社会张：您对于儒学的发展有一个分期，认为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汉唐是儒学的扩大期，宋元明清是重建和再扩大期，清末鸦片战争至今是儒学的蛰伏期，也是进一步重建和扩大的准备期，儒学将迎来现代的大发展时期。

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就政治哲学而言，从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平等观、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来看，儒家在分配上的应得和配得，以及机会公平、对最不利者的关爱及其制度建构方面，均可以与之相呼应。

第五，是儒学的宗教性和超越性。有人担心我们讲国学会煽动民族情绪，恰恰相反，像我们古代的礼就是怡情宜性的，礼让为国，是节制人们的行为、消弭争夺和战乱的。

例如今天维系人心的信仰信念出现了问题，生态环境出现了问题，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的社会与个体道德等都出现了问题。把中国传统政治一言以蔽之曰专制，这是有问题的。这个建议是我起草的，彭代表同意后，修改并提交上去了。五经、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柢，需要培养青年学子学习、研究。

恰恰相反，朝廷权力不是无边的，相对而言，地方权、宗族权、家族权、家庭亲属权的空间较大。如若不然，就不可能有丝毫长进，那就只能是原地踏步，孤芳自赏。

1993年，孔汉斯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到重要地位，孔子的这一思想有助于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沟通。儒家知识人是民间百姓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实践精神、道德勇气等方面的遗产，至今对我们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资源。

传统社会的行政任贤制、教育精英制虽有不少弊病，但仍有其合理因素，其重视礼乐文化，主张以礼律身，以乐乐心。[10] 关于儒、释、道与中国哲学，请参阅郭齐勇：《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